颐和园曾是关押太监的，天坛的草药很出名……这些园林轶事很有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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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的名胜园林，是古城北京的宝贵财富。为了推动旅游业的发展，许多园林都推出了旅游手册、画刊及简介等等。这些通俗读物大多是为普通游客服务，内容上不可能有很强的知识性和学术性，很难满足游客的要求。其中，有些园林的介绍往往忽略了历史上存在的史实、轶闻和趣事，而这些恰恰是园林的魅力和有趣之处。

北京园林的主要特色是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相当多的人文内容，史实、轶闻和趣事正是北京园林特色的体现。如果加以搜集、整理，对园林应该是弥足珍贵的。尤其是了解、熟悉园林掌故的老人们一个个因年岁渐大而不幸离去，做这项事更是迫在眉睫。

今年11月25日，游客在北京颐和园南湖岛拍摄“金光穿洞”新华社陈建力

颐和园有“瓮山铡草”

《北京晚报》前不久刊发了《颐和园最昂贵的“门票”》一文，颇有意趣。众所周知，在历史上颐和园内有不少轶事趣闻，如建园之前的“瓮山铡草”和辟为公园后的“渔业公司”就是如今鲜为人知的轶闻，也是在颐和园的旅游介绍中，不曾提起的真实往事。

颐和园是在清漪园被焚后修建的，在清漪园之前，这里是西郊的荒山和湖泊，山称瓮山，湖称西湖，后改称为昆明湖。殊不知，在未开发为皇家园林之前，这里曾是“犯罪”太监的劳改监狱。

清王朝吸取明王朝垮台的教训，对宫中的太监管理甚严，不允许太监参政、议政和干涉朝政。清初，多尔衮当政时，太监禁止经手皇宫收入和参加朝会。顺治为抗衡多尔衮，成立“十三衙门”，太监的地位有所提高，当然只是昙花一现。

清宫中的太监，除安德海、李连英、崔玉贵、小德张之外，大多数被视为“会说话的牲口”，命运很惨。对于被认为有错、有罪的太监，无论是“莫须有”，还是“罪证确凿”，处分都是很严厉的。在清人所著《养吉斋丛录》中，就有太监获罪后“交内务府用九条链锁之者”，“有发瓮山铡草者”，而且“有圈禁瓮山永不释放者”多种刑罚，足见对太监的残忍。

瓮山虽然山清水秀，但是在没有被辟为皇家园林之前，却是比较荒凉的，清宫上驷院在这里设立了驽马厩，为皇室饲养御马。据《大清会典》记载，这里常年饲养240匹马，因而在清初时，一些被疑为有罪的太监被罚在这里铡草喂马。

太监的“劳改”生活环境是很恶劣的，除缺衣少食外，还时时受到鞭打，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。一些太监在铡草时，还要身披铁链，时而有服苦役的太监自杀和逃亡。逃亡者被抓回来后要按大清律法严刑拷打，并“圈禁瓮山永不释放”，成了“无期徒刑”。

在乾隆十六年，乾隆为了给母后庆六十大寿，将瓮山改名为万寿山，在这里建了大报恩延寿寺，称清漪园。在皇家园林中再设“劳改营”自然有些不协调，于是皇恩浩荡，大发慈悲，将“瓮山铡草”的太监迁到别处去受折磨了。

2020年10月的展览摄影：刘平

当瓮山铡草的太监被迁走100多年之后，颐和园内又监禁了一个特殊人物——光绪。戊戌变法失败后，他被监禁在玉澜堂里，享受孤独，备受折磨。好在西太后开恩，没有罚光绪这个倒霉的皇帝去铡草喂马。

历史有辉煌的一面，也有悲怆的一面。今天，在欢歌笑语的颐和园内，知道“瓮山铡草”典故的人肯定不多了。旧事重提，虽无“忆苦思甜”的动机，但让人们知道往事也是有益的。

在瓮山铡草和圈禁光绪的悲惨故事之外，在颐和园内还发生过其他事，亦是该园轶闻趣事不可或缺的。如在清廷垮台之后，为搞活经济，颐和园内出现的“渔业公司”就很好玩，也是现在去那里游逛的人想象不出来的。

1925年前后，颐和园昆明湖被租给辛亥革命元老马降生，马降生开了个渔业公司贩卖昆明湖鱼。据近代学者周肇祥所著《琉璃厂杂记》记述，昆明湖的鱼里不少是珍品，而且多异种，如朝鲜贡的蓝麟红尾大腹鱼及壁虎鱼、猴鱼、阿拉善鱼、青海尖口鱼、西藏比目鱼等。其中湖中有许多放生的鱼，有的老鱼“巨如猪”，这种鱼当年无人敢买敢吃的。马降生为扩大经营，每年要买大量鱼苗，不过他不是行家里手，投放鱼苗不赚光赔，且合伙股东也营私舞弊，渔业公司没几年就倒闭了。

颐和园内的轶事很多，还有许多人们不大注意的“冷知识”亦很有趣，像园中十七孔桥的石狮就让人大长见识。

每年冬至前后，颐和园十七孔桥的“金光穿洞”都会吸引许多人。其实，“金光穿洞”是自然现象，并无多少神秘。不过，十七孔桥上的石狮子多于卢沟桥，则是很有趣的。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，“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”，以此印证卢沟桥石狮之多，但是并非如此。

金光穿洞摄影：刘平

据统计，十七孔桥有望柱128根，石狮子544只；卢沟桥有望柱281根，石狮子501只。

卢沟桥狮子的统计比较困难，据有关资料披露，1961年统计是485只，1984年统计489只，近年统计为501只，即使如此，卢沟桥的石狮比十七孔桥少43只。不过，卢沟桥的狮子历史更悠久，从金代始至清代，历朝都有补充和增加，而十七孔桥只是清代一朝所建，但石狮造型更加艺术化。

天坛的益母草很出名

天坛众多古建筑已享誉中华乃至世界，但园内没有山。1967年后，北京修地铁和“深挖洞”，这些工程的渣土存放就成了问题，恰巧当时天坛已不公开对外开放，于是将70多万立方米的渣土堆放在祈年殿甬道西侧。天长日久，堆成了32米高、占地80多亩的土山。后来，山上杂草丛生，还种了树，有人以为土山是天坛里的固有建筑。

为了保护天坛文化和恢复旧貌，1990年1月5日，北京市政府决议搬走这座土山。土山移走后，祈年殿、圜丘坛等更显肃穆壮丽，土山原址上又进行绿化，广植树木，成了天坛内又一风景打卡地。

天坛公园雪景摄影：邓伟

介绍天坛的书籍不少，但都集中介绍建筑和祭祀、礼仪之类，清代的《水曹清暇录》则介绍了“天坛土产”。据记载，“天坛中隙地产益母草”，“守坛人煎以为膏售人，颇道地”。益母草是制妇科药益母膏的主要原材料，是治妇女“产前产后诸疾，行血养血，难产作膏服”的良药。清末守护天坛的护军和神乐署的老道，将天坛内的益母草煎后制膏出售，而且“颇道地”。因天坛益母草比较好，所制药膏十分受欢迎，有人开了保合堂药店，药店就开在天坛内。不过天坛在当年不是游览场所，平民难以进入，保合堂只批发不零售。京城许多药店也打着保合堂的旗号卖益母膏。“天坛益母草膏”还受到日本、韩国及东南亚华人的欢迎。天坛自清初就有保合堂、保龄堂、斋生堂、广德堂、天德堂、恒德堂、仙德堂七家生产益母膏的药店。1914年，已显露出称帝野心的袁世凯要祭天，天坛内的药店全部被赶了出来。

除盛产益母膏之外，天坛差点成了“蔬菜基地”，原因是此地“春时又产龙须菜”，在清朝，龙须菜一度成为贡品，是御膳房的名菜。不少人勇闯皇家禁地，偷偷溜进园中挖这“生食香脆可口”的野菜，丰富自家的饭桌。现今，天坛内很难寻找到益母草和龙须菜了，但是园内种了不少麦冬及其他药材，使古老的天坛有了实用价值。

天坛被忘却的轶闻除土山、益母草、龙须菜外，还有一些与人有关。天坛是冬至时“天子”祭天的地方，每年一次，自明代以来一直沿续到大清垮台。祭天是重要的国家典礼，要皇帝亲自参加。在乾隆年间的一次祭天活动后，跟随乾隆祭天的王公大臣、道士、护军、太监也相继撤去，有一个小道士却被遗忘在斋宫里。祭天结束后，斋宫及各个殿堂要锁上大门，一年后才能启封开门，他困在这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冻饿而死。在光绪年间，也发生过类似的事，据《燕都说故》云，额驸景寿的二子志钧是乾清门侍卫。有一年随光绪祭天，志钧居然躲在斋宫门洞里睡大觉。祭天后人们随光绪回宫了，志钧全然不知。幸好家人发现他未回家，可能被关在天坛里了，忙联系礼部的人到天坛寻找，才将其救出。

园林与动物

园林中的猫及故宫里的猫，近年来成为宠物迷们的所爱，它们分别被称为园猫和宫猫，人们在游园时都会去逗逗和喂食。在历史上，有些猫地位还很显要，以至于在景山公园煤山北坡还曾建有“猫坟”。猫坟虽没有什么墓志铭之类标识，但确实竖过牌子，至于是哪个皇帝御猫的坟，牌子上也略述了一些，好像是万历皇帝的猫。

明代皇帝中，喜欢养猫的不少。历经明万历、天启和崇祯三朝的宫廷太监刘若愚在其所著《酌中志》中，就记述了明宫中的“猫事”。他写到明宫中“猫儿房，近侍三四人。专饲御前有名分之猫。凡圣心所钟爱者，亦加升管事职衔”，而且“牡者曰某小厮，骟者曰某老爷，牡者曰某丫头”。清人所著《水曹清暇录》中，也有“前明大内猫犬皆有官名、食俸。中贵养者，常称猫犬为老爷”，并认为此类事“荒谬至此，殊堪浩叹”。虽如此，清宫及御园中，尤其慈禧当政时，依然养有许多猫，有些还是很名贵的猫，辛亥革命后无人顾及，大多四散而逃。近人周肇祥曾云：“清宫逃出之猫好食鱼而懒于捕鼠”。这些“懒而好食”的猫即是“宫猫”和“园猫”的先辈，它们成为流浪猫在园中游荡，日子逍遥自在，亦算一景吧！

故宫中的御猫文创产品

陶然亭公园，最早为郊野荒地，各种坟墓尤其多。《北京文史资料·宣武卷》载，在山峦起伏、绿水轻舟、林木青翠、鸟语花香的园中，前些年曾挖掘出战国时期两座古墓、7座汉墓、4座辽金墓。园中近代的香冢、郭醉墓、赛金花墓及中共早期革命家高君宇、石评梅的“高石之墓”等都曾闻名于京城。在众多坟墓中，有一“鹦鹉冢”最引人注目。为一只宠物鸟儿修墓是件很有趣的事。

早年的《北京实用指南》等书都有对鹦鹉冢的介绍。1923年版的称，鹦鹉冢“在香冢西视香冢略低。亦有碑，作八分书刻云：‘维年若月，有客自粤中来，遗鹦鹉，殊慧。忽一日不戒于狸奴，一搏而绝。吁！微物也，而亦有命焉。乃裹以絑帙，盛以锴函，瘗城南香冢之侧。铭曰:文兮祸所伏，慧兮疠所生。呜呼作赋伤正平。桥东居士。’”。1935年版的《北京旅行指南》中称冢中所埋鹦鹉“羽毛洁白，甚聪慧，善知人意，能诵唐诗小曲”，是一只很不错的鹦鹉，为它立一小坟也是理所当然的。至于香冢则是一位妇女的坟，在其背后有很凄美的故事。当年墓碑上有一首艳词，使墓更加神秘，坟的主人是何许人也，至今还是个谜。

一些动物、昆虫是人的伙伴，人类有所钟爱的动物，甚至蚂蚁也会引发人的恻隐之心。清代的《水曹清暇录》就有此类记述，书中称：“南海子有蚂蚁坟，每岁清明日，群蚁必聚成丘于此。中一丘最高，旁数丘高亦尺许。竟日始散，历来不爽。”从记载看，南海子（今南苑）里的蚂蚁坟不是人工所为，是自然形成，或是动物自然现象。

茶座风景独好

民国之初，古城的三海（中海、南海、北海）、太庙、社稷坛等相继改为公园，对民众开放，而开设在这些园林中的各类茶座，则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。茶座与茶馆不同，这里没有提笼架鸟的闲人和饱食终日的旗人，它是辛亥革命之后的新鲜事物，它不像茶馆，只是男人的世界，而是男女平等的象征，无论男女都可坐在这里品茗、聚会和聊天，成为新的社交场所。当年茶座最多的两个园林，就是北海和中山公园。

中山公园是为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，由中央公园改名而来，其前身是明清两朝的社稷坛。中山公园内的茶座与北海公园略有不同，它更新潮、洋气、西化一些，是京城文化人如大学生、教授、作家、记者等流连忘返的地方。中山公园内的茶座有四五家。学者邓云乡在《鲁迅与北京风土》中记载：“中山公园当时茶座可分东西两路。东面来今雨轩，现在还在，昔日曾执茶座牛耳。菜好，点心好……最著名的点心是肉末烧饼、冬菜包子、火腿包子”。邓云乡认为来今雨轩“是看花、听蝉、纳凉、夜话的最好茶座”。中山公园西边，在今天的水榭附近有四宜轩，“地方较小，但是人少，最为安静，有个时期，是下围棋的棋客集中的地方”。“生意最好，还是西面大路边的几家。从南往北，依次而数，是春明馆、长美轩、集士林、柏斯馨”。

中山公园摄影：白继开

中山公园内的茶座，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最为红火，而且各有特色。长美轩“所有茶桌，都摆在老柏树荫中，一色人造大理石的桌面，大藤椅子，桌面宽大，四张椅子很宽绰”。当年鲁迅先生多次在这里饮宴，品尝店中名馔三鲜蒸饺、鸡丝面。春明馆的顾客以老年人为主，大厅内有“名园别有天地，老树不知岁时”的对联。北洋政府的退休官僚与前清遗老喜欢聚在一起，“说塔又说山，说完北海说西单”，在春明馆中等候黄昏的来临。华灯初上时他们会一一离开，第二天可能还会坐在这里，说着同样的话题，喝着同样的茶。

集士林、柏斯馨是以卖西式糕点为主，来往的顾客都是青年男女。茶座的温馨、随便吸引了不少人，据邓云乡从鲁迅日记中发现，“在北京的风景名胜中，鲁迅先生去的次数最多的，恐怕要数中央公园（中山公园）吧？”鲁迅在这里的来今雨轩参加友人的婚礼，或到公园里与友人“午餐”。1926年七八月间，与齐寿山一同翻译《小约翰》时，就是每天去中山公园的茶座切磋译文。那时除星期天外，平日茶座人不多，十分清静，坐在这里写作搞学问是很惬意的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前，中山公园内还有一两家茶座，并有一家“音乐茶座”，播放古今中外名曲名歌。茶座中有一副对联让人印象深刻：“三篇陆羽经；七度卢仝碗”，突出了茶的主题。

老北京公园中有茶座的另一名园是北海，但今天一家也没有了。双虹榭、漪澜堂、道宁斋的茶座都不见了踪影，设在漪澜堂内的仿膳以餐饮为主，近年又迁到了北海北岸。旧日陶然亭内设在窑台的茶座，更似茶馆，曾是野趣横生的地方，梨园界的伶人喜欢在附近练功、喊嗓子之后，到这个茶座坐坐歇息。至于设在太庙里的茶座，自开业以来就很不景气，在成为劳动人民文化宫之前，这儿的肃穆气氛不适于人们品茗，虽有枯藤老树昏鸦和几只灰鹤飞来走去点缀风景，也无济于事。

北海公园摄影：刘平

茶座是人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，况且那时的文人、大学生在茶座中可以写文章、做作业、会朋友，而且无人打扰，这是茶馆、酒馆所不具备的环境。

北海的寺庙典故多

在北京众多的园林尤其是皇家园林中，寺庙是重要的匹配，万万是少不得的。其中北海公园内更加突出，园内的寺庙有好几处，而且都有历史典故和趣闻轶事。如永安寺。北京有一句俏皮话：永安寺的狮子——头朝里。形容一个人办事为人自顾自、自私自利和不懂道理。

从北海南门进园后要过堆云积翠桥，桥北正对着就是永安寺。堆云积翠桥又称永安桥，寺以桥名，还是桥以寺名，说法不一。

永安寺是座古刹，是顺治八年所建，是藏传佛教寺院，主要建筑有法轮殿、正觉殿、普安殿，而且依山而建，一个比一个高。至于石狮子头朝里之说，并非像某些人所猜想，白塔山阴气重，用石狮子“压邪”。其实，这两座头朝里（朝北）的石狮子是永安桥桥北牌坊堆云的，另外两座石狮子是桥南积翠牌坊的，石狮子与永安寺无关。

按藏传佛教的建制，寺庙前不设石狮，永安寺前的石狮子是建永安寺前就存在，故而它“头朝里”，并留下了一句有趣的俏皮话。堆云积翠桥的狮子，一度被移走，后又归位。

北京在清代是除西藏拉萨、山西五台山之外另一个藏传佛教重地，在清代京城内外就有32座喇嘛庙，而且都是大庙，如雍和宫、黄寺、隆福寺、护国寺等等，永安寺建在琼华岛上，表现出对藏传佛教的重视。永安寺是顺治八年在明代仁智殿、介福殿、延和殿的旧址上所建，最初称白塔寺，乾隆七年（1742年）重修时改名永安寺。

北海内的寺庙，弘仁寺很少有人关注，《北京名胜古迹辞典》只字未提。但在美国人罗友枝所著《最后的皇族》中留下了一些记录，他在书中写道，清代“宫廷主持的一些活动也有季节性。每年正月初六，西藏喇嘛在位于北海西岸的弘仁寺身穿礼服为蒙古观众跳舞，赞美索尔巴领。正月初八在此寺祭拜弥勒佛的仪式似乎也是为蒙古人举行的”。不用说，弘仁寺也是藏传佛教寺庙，所谓“跳舞”，即是跳布扎（打鬼）。清大学士高士奇在《金鳌退食笔记》中，把弘仁寺列为京城大庙，他云“弘仁寺在太液池西南岸，地最爽朗。本朝康熙年间，即清馥殿基址，改建为寺，迎旃檀佛居之”，弘仁寺“黄瓦碧甃，斋馆敞丽”，“松柏楸槐，荫植庭窗”，寺内还有与太液池相联的水池，夏天“绿荷出水，朱鱼吹藻”，风光美好。寺内的旃檀佛曾是清代“国宝级”佛像。弘仁寺的位置在老北京图书馆位置上。1900年八国联军焚烧了弘仁寺，抢走了旃檀佛。民国后，划出了北海公园范围。

除永安寺、弘仁寺外，北海内曾有天王殿（西天梵境）、阐福寺、极乐世界（小西天）和万佛楼。万佛楼内曾有万尊金佛，八国联军入侵时抢走了佛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