非典超级传播者：因感染百名医护被外界歧视，病愈后选择彻底消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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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新冠出现的第二年，也是距非典首例爆发的第19年。在非典十周年之际，各大媒体曾对这一场曾陌生毫无认知、来势凶猛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做了不少反思报道，其中提到了一个“小众群体”。将近20年过去了，新冠肺炎以更迅猛、更危急的形势在全国、全球大范围爆发。疫情舆论场中，激烈尖锐、情绪化的声音此起彼伏，而我们选择回顾与反思，是为更好的前进。

2002年年底，黄杏初回到老家河源市紫金县东方村。他是深圳一家客家菜饭店的大厨，在深圳时发现自己身体出现问题，全身无力、畏寒、高烧不止，去医院打吊针这个常规治疗不起效用，最后请假回了老家。然而在家中休息了几天，他的身体也不见好转，病情反倒加重。12月15日，他被家人送到河源市人民医院。

在河源市人民医院住了两天，病情未能控制住，而且还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。12月17日，他被转送到广州军区总医院抢救，第二日便上了呼吸机。经过近一个月的治疗，黄杏初病情得到控制，又被转送回河源市人民医院。

又在医院住了近两个月后，黄杏初身体才慢慢康复。此时，医疗人员和黄杏初本人还并不知道，这到底是什么疾病。

2003年2月6日，黄杏初回到原先的饭店上班，第二日便听说，最近广东闹得沸沸扬扬的传染性肺炎最早是从河源市发起。黄杏初心里暗怕，自己前不久得的是不是就是那个非典。

没多久，饭店因属违章建筑被拆除，老板重换门店装修，黄杏初在这期间离职了。2月24日，黄杏初到广州军区总医院复诊，最终确定自己当初所得的确是非典。他是全广东、全国、全球报告的首例感染SARS病毒的病人（并非非典最早发病患者）。

然而，在这场形势不明的传染性肺炎面前，首例常常被非理性地等同于“病源”。

黄杏初在河源市人民医院治疗期间，负责他的9名医护人员最终都感染上了“非典”。随着非典愈演愈烈，媒体对黄杏初的关注也越加关注。早在他复诊被确认为非典前，便已有媒体联系他采访，而在确诊后，随着官方公布其为首例非典病例，他更处于社会焦点。

黄杏初逃回老家以躲避媒体的追踪，无论媒体如何邀请，他都拒绝出来见面。普通人一时间内突然受到社会密切关注，是他害怕接受采访的一个原因，但更多的是因为他的生活也为此受到影响。

黄杏初病愈后回饭店上班，这一消息被当地一媒体曝出。当顾客得知这家饭店的厨师感染过非典，都不愿再来，时不时会有路过的市民从外往里张望，带着异样的眼神。饭店的生意因为黄杏初的原因一下冷清起来，也正因此，饭店换址重装，他也“识趣”地没再过去。在黄杏初的自我感知里，日常生活中但凡知道他得过非典的人，看他的眼神都有些异样。

这些事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心理负担，他既对因救治自己而感染的医护人员、饭店老板而愧疚，又对自己的人生感到迷茫和绝望。他确实感染了别人，但他也是病人，非典患者应当遭到歧视吗？

黄杏初自己想不明白这个问题，只是那千斤重的精神负担让他本能地选择了逃离，逃避所有媒体的采访，逃掉社会投来的关注。记者频繁来找他采访，他躲在家中，让家人谎称他不在家。

当年接诊黄杏初的河源市人民医院医生的叶钧强也被感染，即便捡回一命，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，SARS病毒对他的肺造成严重损伤，病愈后他也没停止过吃药。如今从秋天到第二年春天，他都咳嗽不止，也不敢做稍微剧烈一点的运动。

其余被感染的医护人员，也都留下了轻重不一的后遗症。更让人感到遗憾的则是两位怀孕的女医护人员，一个确诊女护士在抢救过程中失去了孩子，一个疑似病例护士冒险生下孩子，孩子却患有先天性白内障。

非典带来的诸如此种的不幸和悲剧，在当时的媒体报道和社会氛围中，重重地压在了黄杏初这个“首例非典确诊病例”患者身上。黄杏初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出现，是2003年5月22日。关于黄杏初、关于非典，所有人都有太多疑问，在广州军区总医院的安排下，黄杏初接受了新闻媒体的采访。

在采访过程中，他表示自己并非刻意失踪，而且向广州军区总医院捐献了自己的血清（含有病毒抗体），但他最后告诉媒体，希望这场患病经历能够不影响自己的工作，以后只想过安静的生活。

2013年，非典十周年之际，全国媒体回顾与反思这场重大突发卫生公共事件，自然想起了黄杏初这位具有不同意义的非典患者。然而10年后，记者仍然无法联系到他。

记者走访了黄杏初的老家，那是一栋三层小楼，大门口贴着春联，但房子并没有住人。问路过的老人才知道，这是客家人的风俗，即便没有住人也得贴上春联。当地的村主任表示，黄杏初在非典形势控制住后就外出了，很少回来，两个孩子在河源市读书，妻子在陪读。黄杏初父亲去世后，母亲跟着儿子一起生活，这栋房子便彻底荒废了。

村主任说，黄杏初在紫金县一工业开发区开饭店，他头脑灵活，会做生意，深圳也经营着生意，经常在两地奔波。记者几经周折查到了黄杏初妻子的电话，第一次打过去，妻子称黄杏初身体恢复得很好，没有后遗症，目前工作很忙，因为一直从事的是餐饮行业，为了避免引起顾客不必要顾虑，他本人不愿再接受采访。

而第二次打过去，对方已不再接电话。其妻在电话中表示：“事情早就过去了，我们只想安静地过日子！”

世界卫生组织提出，如果1人将病毒传染给10人以上并都被确诊，那么该传播者可以称为超级传播者。然而，这个专业术语被放置在大众语境中，则变成了另一个情感色彩浓厚的词语——毒王。

除了黄杏初外，非典时期还有多位超级传播者，其中感染力度最大的是周作芬。周作芬是广东湛江人，一直在广州做海鲜批发生意。在春节前夕，广东的海鲜生意更是红火不已，那段时间周作芬在海鲜市场忙得脚不沾地，哪怕身体有些异常他也不太在意。

到除夕那天时，他其实已经咳嗽五天，呼吸急促得连说话都很困难，身体发热的症状加重，浑身酸痛。他是被人直接从菜市场送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，腰间还挂着收钱的腰包。

谁都没把周作芬的病情看得严重，包括他自己。刚住进来时，他还在病床上和老婆数腰包里的收入。第二天，他被转到了中山三院。在这两个医院里，所有接触过周作芬的医护人员，从放射科主任、副主任、呼吸科医生、实习医生、护士、配餐员、担架人员、救护车司机全部感染非典。

据统计，周作芬从感染到医治出院，共传染了130多人，其中包括21名亲属，而他的岳父岳母被感染后，在周作芬治疗期间便去世了。

中山三院传染病区在接诊周作芬后，因医护人员相继感染而陷入瘫痪。一周后，周作芬又被转送到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。在早期抗击非典中，广东省追认的3名烈士中，2名是因抢救他而感染殉职。

当时所有人陷入非典恐慌，“毒王”这种带着戏谑与惧畏的称号还未出世。但周作芬两次转院，都会让接收的医院进入一级战备状态。后来有人这样形容他的强大传染性：他的一声咳嗽，足以引起人们对死亡的恐惧。

病情最严重的时候，医院将传染病区的一个病房专门空出来，搬进最好的医疗器材，周作芬的病房被划作重点隔离区，除了3名医生和1名护士外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

周作芬清醒后，他先问主治医生：“这些天我花了多少钱？”医生半开玩笑地说，应该超过100万了——当时他已传染50多名医护人员和二十多名亲朋好友。没隔多久，岳母去世的消息便传了过来。这个早先被送进医院时还背着腰包数钱的生意人，这个在醒过来后问的第一句话是医药费用的男人，听到岳母去世的消息后大哭起来。当晚医生查房时，看到周作芬的枕头已经被泪水打湿。

自那以后，周作芬拒绝所有探望的人和媒体记者的采访。病愈后，他想给救治自己的医护人员送礼，但被拒绝了，于是他请人做了一面锦旗，上面写着“起死回生，在世华佗”。送锦旗的时候，他与医护人员一起合了照，照片中他笑得局促，想藏在医生后面以躲避镜头。

他曾接受过极少数媒体的采访，不过拒绝露面，他说：“上电视的话，全世界都知道我了，我到商场买趟货，商场的人认出我就会歧视我；我到酒家喝茶，酒家的人就会歧视我；我打车司机肯定不载。”

出院一个月后，他请主治医生陈燕清吃饭，地点选在广州一家海鲜酒楼。过去这家酒楼的供货商是周作芬，但自从周作芬得了非典后，清清白白的供货交易从地面变成了地下。“如果被客人知道是从我这里进货，估计就没人来了。”

周作芬谈起出院后的生活，他说如今在外面吃饭或者娱乐，如果被人知道他是报纸上感染非典的超级传播者，会被老板客气地劝出店，而他所住的小区有居民因为他而特意搬走。

饭桌上的话题谈到这些后，气氛就变得既尴尬又沉重，最后，周作芬举起酒敬陈燕清：“没有你，就没有我的命，感谢。”那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，也是周作芬最后一次联系外界。

周作芬想隐匿在社会对他的“非典毒王”讨论中，他搬了家，换了手机号，原来的海鲜档口也关掉了。但“毒王”的标签却并不容易抹去。非典发生的第10年，记者采访周作芬当年的医护人员，采访他所住地区周边的居民，人们从脑海中搜寻久远记忆，待想起这人时第一反应仍是“毒王”。

非典来去无踪，2003年这场异常严重的“春寒”随时间的流逝，似乎渐渐被大众淡化了。然而，非典虽已过去，它的影响却并未终止。有人生命永远停在2003年，有人生活被困在2003年。如在抗击非典中牺牲的那些医护人员、一线记者，那些未能战胜病毒而离世的患者，那些虽捡回性命却用余生承受后遗症的患者，以及那些失去至亲的病人家属们，以及像周作芬、黄杏初这样因被冠以“毒王”标签而影响生活的病愈者。

时至今日，“周作芬们”已回归平静的生活，然而在传染疫情中，始终会有下一个“超级传播者”的出现。值得欣慰的是，在2020年这场更大规模、感染人数倍级增长的新冠肺炎中，我们已鲜少以“毒王”这一戏谑表面下充满歧视与对立的称号，来指代那些超级传播者们。

然而，平等的目光、理性的声音中也时有杂音。疫情期间，从国外回来被确诊的患者们；从某地到另一地核酸检测为阳性的他们；疫情被控制住，却又突然小爆发的地区首例确诊者们，仍然不可避免地遭受着一些吐槽、非议甚至怨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