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寄予厚望的Robotics，能填补2200万劳动力缺口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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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文 / 张贺飞

编辑 / 沈洁

2022年的两会，“意外”让Robotics（机器人）占据了焦点。

服务业、制造业、建筑业、教育业、农牧业等横跨多个行业的代表集体为机器人产业“背书”，相继建议在经济性、技术性、可靠性满足要求时，用机器人替代重复性的劳动，以缓解许多行业日渐加剧的“招工难”“用工荒”现象。

频频发声的背后，是近两年行业持续蓄势的结果。按照IFR等机构的调研数据，2021年中国机器人市场的规模为839亿元，过去五年内的平均增速高达18.3%，其中工业机器人445.7亿元、服务机器人302.6亿元、特种机器人90.7亿元。

同时有第三方报告称，引导机器人、陪伴机器人等需求潜力巨大，仅服务机器人的年销售额或将在2023年达到613.5亿元，较2021年的市场翻倍。而在三个月前，工信部为首的15部委也联合印发了《“十四五”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》，目标是2025年实现制造业机器人密度翻番。

顶层设计的长远规划，到有序增长的市场需求，再到行业话事人们的站台，是否意味着蓄势多年的机器人产业在加速崛起？在回答这个问题前，不妨先梳理下机器人“走红”背后的行业脉络，到底是一团虚火还是实火。

01 劳动力的“自然迁徙”

1811年，一位名叫内德·勒德英国纺织工人，带领他的同事们捣毁了工厂的纺织机，原因是纺织机的出现导致了他们的失业，于是把纺织机视为一切连锁反应的罪魁祸首。后来人们将仇视新科技的群体称之为“勒德主义者”。

时间来到1959年，乔治·德沃尔和约翰·英格伯格联手打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工业机器人，可等待他们的并不是鲜花和掌声，而是“勒德主义者”的愤怒与咆哮，因为机器人代表的自动化生产被认为是让工人们丢掉饭碗的“元凶”。

即使过了200多年，“勒德主义者”的身影依然活跃。典型的例子就是人工智能的第四次浪潮出现后，有关人工智能将诱发失业潮的论调甚嚣尘上，不少人因此陷入了深深的危机和焦虑中。不过在地球的另一端，却在发生和“勒德主义”相悖的一幕。

在一些代表们为机器人“奔走”的同时，小康集团董事长张兴海关于“鼓励年轻人少送外卖、多进工厂”的建议迅速冲上热搜。

作为来自制造类企业的代表，张兴海的提案有他的道理，电商、直播等新兴产业吸引了大量劳动力从业，以至于产业工人空心化现象愈加突出，2020年时国内制造业的人才缺口就已经达到2200万。按照人社部的预计，2025年时制造业的人才缺口将扩大到3000万人。

个中原因不只是人口红利的消失，还在于年轻人的态度。在“少送外卖多进工厂”的热搜话题下，不少年轻人讲述了自己的观点：“进厂不自由，工作时间还长，工资又低，谁愿意去？”“工作强度太高了，而且持续时间也长，一般在13个小时左右，还要经常熬夜通宵上夜班，每个月的休息时间太少了。”“晋升空间太小了，就算很能吃苦，也很难进去办公室工作，跳不出流水线的圈子”。

出现这一现象的缘由并不难解释。产业工人空心化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流水线上，工人们常年机械式地重复同一个动作，不仅容易对工作失去兴趣，也让他们很难在工作中学习到更多技能。一旦有了自由度高、晋升空间大、薪资待遇好的新工种，逃离流水线可以说是一种不可逆的趋势。

再宏观一些的话，中国社会在短短四十年的时间里，就实现了从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的跨越，时代的主旋律所左右的不单单是经济结构的变化，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个体的人生选择，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的择业观，何尝不是是劳动力的“自然迁徙”，呈现出了80后不愿意回家种地、90后不愿意进工厂的时代印记。

除了就业意愿的变化，供给侧本身也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当制造业向服务业要人的同时，服务业的用工缺口也在与日俱增。按照人社部近三年统计的全国最缺工100个职业排行来看，每季度市场对服务员、营销员、网约配送员等服务业的用工需求缺口较制造业明显更甚。

这大抵也是今年代表委员们纷纷聚焦机器人的驱动因素，相较于引导年轻人回到不喜欢的岗位，不如向技术要红利，用机器人补充重复性劳动的用工需求。

02 “机器人”的应用现状

需要回答的另一个课题在于，机器人能否堪当重任？毕竟机器人进工厂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，2013年时中国就已经是全球工业机器人年新装机量最高的市场，汽车零部件、整车制造、家用电器、金属制品等行业的机器人占比尤甚。

似乎有必要将这个课题拆分为两个部分，第一个问题是当前机器人已经在哪些场景落地。在许多人的认知里，所谓的“机器人”多半是指工厂里硕大的机械臂，倾向于大型制造工厂的高端流水线。

刚刚结束的北京冬奥会，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启示：主打科技感的北京冬奥会，在火炬传递环节就加入了水下机器人传递的环节；在冬奥会的一些比赛场馆里，集公共空间巡控、口罩检测预警、热红外测温、手部消毒等功能集于一身的巡检机器人，吸引了不少媒体注意力；在冬奥会的餐厅里，机器人厨师负责制作汉堡、披萨、鸡尾酒等菜肴，机器人服务员负责备餐和上菜……服务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不断下沉。

进一步刷新外界对“机器人”认知的，还有隐藏在场馆外的“虚拟主播”。谷爱凌的数字分身就出现在了某平台的主播间里，配合主持人进行赛事解说、播报及围绕场景电商展开的虚拟互动…….如果说传统机器人的服务范围还局限在实体空间，虚拟机器人的应用场景要更加广泛，电商平台上的客服、短视频中播报的主播、对专业度要求较高的手语翻译等等，都可以成为机器人的工作机会。

第二个问题是机器人的替代成本几何。虽然中国已经连续八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消费国，但不可否认的事实在于，现阶段机器人所补充的制造业劳动力还不到300万人的水平，和2200万的缺口差距显著。

有观点认为，最直接的阻力是价格。庞大且功能单一的机械臂，注定只有大型制造企业才有能力承担，对于大多数中小型制造业而言，用机器人取代产线工人可望不可即，而中小企业也往往是招工难的重灾区。

但人工智能的技术浪潮带来了新的变量，在细节处算小账也能让这些用不起机械臂的企业找到新出路。以制造业普遍存在的质检过程为例，在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技术的赋能下，人工对瑕疵照片进行数据标注后，再用摄像头拍照上传到后台进行图像识别，准确率普遍达到了95%以上的水准。一个高速摄像头、一台计算机，就能搭建其简易的质检系统，大幅压缩了机器人进入工厂的硬性成本。

正如Gartner在2021新兴技术成熟度曲线中所预言的，人工智能、RPA机器人、API集成技术、ML机器学习、事件驱动软件等正在帮助企业实现业务流程的自动化，将有越来越多的手动流程被规则驱动的智能系统取代。

也就是说，“机器人”所解决的不只是制造业的棘手问题，在人工智能、5G、大数据、云计算等创新技术的驱动下，从传统业态向智能化转型已经是社会的现在进行时。不同的是，产业工人空心化的现象愈加突出，需要借助政策上的倾斜，有序引导市场重点解决制造业的劳动力短缺。

03 人机协作的红利期

倘若站在人类文明演变的视角上，当下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，在一些必要的社会活动中，我们不得不寻求“机器人”的帮助，继而进入到人与机器人协作分工的时代，人机关系正在被重新定义。

一个直接的例子就是疫情期间的流调工作。在疫情刚出现的时候，很多城市的社区工作人员还在采取传统的工作策略，要么逐门逐户进行询问，要么挨家挨户打电话沟通，可以说是妥妥地“体力劳动”。后来很多城市都引入了智能寻呼系统，语音机器人协助社区工作人员完成打电话问询工作，并能自主将数据汇总给相应需求方。

回到制造业的语境里，人和机器人同时出现在工厂里也将是一种新业态，机器人负责重复性的劳动，人类负责高附加值的工作。或许在普通人的理解中，这样的景象还停留在科幻电影中，但嗅觉敏锐的资本市场早已开始布局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2021年国内机器人领域的融资数量为168笔，其中金额上亿的项目就有72笔，占到融资总数的42.86%。资本市场的凉与热，往往是行业冷暖的晴雨表，和互联网行业裁员、降薪的“寒冬”相比，机器人产业的机遇可见一斑，却也要警惕两个隐藏在高增长外衣下的陷阱。

一方面，任何新技术的普及都不会是指数性的，螺旋式上升是一种常态，机器人行业也不会例外。

可以佐证的是，进入到2021年9月份以后，国内工业机器人的月产量开始下滑，以至于有人预言2021年将是中国机器人产量的顶点，接下来很难以相同的增速继续狂奔。这样的结论可能有一定的主观性，但每个行业都需要在市场需求、替代成本、用户习惯等约束条件间计算商业平衡，机器人产业也存在高速增长、市场消化、增长停滞、需求挖掘的时间周期。

另一方面，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，正处于通往智能制造的关键节点上，势必要在机器人产业链上拥有足够的话语权。

现实中的情形则是，国内机器人产业的高速增长和庞大需求，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产业链短板，譬如高端伺服电机、RV减速机、控制算法等核心部件与技术，某种程度上依旧受限于国外供给。一些代表委员在今年两会时呼吁“推动专项课题研究，打造相关产业平台，打通产业链上下游瓶颈”，立足点正是对国产替代的深入思考，需要更多的“专精特新”和“单项冠军”，以巩固机器人产业链。

做一个总结的话，当人机协作进入到新的拐点期，机器人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红利。越是在诱人的前景面前，越应该遵循“刚需论”，避免资本市场的“激素式”喂养，主动探寻确定性的价值和落地场景。

就像两会代表们所提到的，服务、制造、建筑、农牧、教育、养老、医疗等行业都有着机器人的落地需求，只要把这些需求及时满足，稳步挖掘新模式和新价值，机器人产业的崛起就不会是伪命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