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说一定要生孩子呢？不生孩子的理由不比生孩子的理由更少

记者 | 潘文捷

编辑 | 黄月

“在她生命的某个时刻，她意识到与其说她想要一个孩子，不如说她不想不要孩子，或是不想自己没有生过孩子。”莉迪亚·戴维斯在她只有一句话的短篇小说《双重否定》里这样写道。

生孩子，似乎一直以来就是女性的天职。女性从自己出生便要面临这个问题，谈婚论嫁也常常围绕着生育的前提进行。在《爱，为什么痛？》一书里，法国社会学家伊娃·易洛斯（Eva Illouz）看到，现代中产阶层女性在婚姻市场中考虑时间因素时，出发点不是这个婚姻对她生命终了如何有利，而是从她们生育能力的有利角度出发的。在爱情领域，女性的有限性是以生育年龄为特征的，因为她们的时间框架更受限制，所以女性比男性对婚姻和承诺的兴趣更高。

大部分人最终都会为人父母，但是，《最好的决定》一书编者梅根·多姆却越来越怀疑大部分人生养的原因——仅存的那些理由，大多数都和传统意义上的生物规则有关。很多人生孩子的理由之一，不过是人生来就有生养的功能而已。尽管如此，生育还是成为了一道枷锁，重重地压在了大多数人尤其是女性的身上。可是，谁说一定就要生孩子呢？在低生育率已经成为全球性现象的今天，选择不生孩子的人越来越多，这并不代表着他们讨厌孩子，或者更加自私，又或者无法承担责任。恰恰相反，那些选择不生育的人，对生育的思考可能非常深刻。

《最好的决定》是一本讨论不要孩子的书。13位女性和3位男性在各自的文章里，写下了他们对自己不要孩子这件事的看法。“这本书要传递的最重要的信息是生儿育女不见得适合、也不应该适合每一个人。”梅根·多姆在前言中写道，不管一个人生育与否，都不妨碍他/她做一个负责任、有贡献以及幸福快乐的成年人。

01 “伪装成自然性的社会性选择”

既然生物特性决定了由女性承担生儿育女的责任，那么就应该由社会性的补偿来平衡这种不公。问题是，当今社会给女性的补偿可以说是远远不够的。不仅如此，还有许多力量试图劝服女性相信，这样的不公正是“自然”现象，符合“自然”规律。作家劳拉·吉普尼斯在收录于《最好的决定》的《母性》一文中戳穿了母性的神话。

吉普尼斯认为，母性是天性的说法，属于一种意识形态的预设。首先，童年就是社会发明的产物。正如《爱、金钱和孩子：育儿经济学》作者、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马赛厄斯·德普克 （Matthias Doepke）和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法布里奇奥·齐利博蒂（Fabrizio Zilibotti）指出的，在过去，童工不是例外，而是常态。在19世纪教育普及前，除了生活最优渥的孩子以外，做童工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必须的。童工不仅仅很常见；还完全不会受到谴责。如果有的话，也是相反的情况：工作被认为对孩子有好处，它的反面——也就是懒散——被认为有害，因为不工作使儿童不能为将来的成人生活做好准备，还有可能让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。吉普尼斯也看到，正是因为进入到19世纪之后，人口出生率急剧降低，家庭规模变小，每个孩子所具有的情感价值才会上升，“这就是我们时下关于母性满足感的大部分观点的源头。”毕竟，如果母性真的是生物本能，我们又要如何解释在人类过去的岁月里，杀婴、弃婴、虐婴等民俗的存在？而母婴纽带的说法，也不过是20世纪70年代女性大量涌入劳动市场之后才产生的观点，呼应着那种女性应该在家中的传统观念。

就算自然赋予女性以怀孕生产的职责，可是自然本身并不会自带光环，也没有什么道德力量，吉普尼斯还指出，自然并没有善待女性，自然会以随机的概率让一些女性死于生养，当然，也会让一些女性因生养而落下疾病。“如果让大自然来决定的话，女性就该为人类繁衍奉献自我，顺从而被动地担当生养的工具，无怨无悔地满足所有社会需求”，因此我们也不用对自然感恩戴德。何况，女性也往往并不仅仅是怀孕和生养的人，还常常注定是养育者。她指出，原本当妈还是当职业女性根本不是两难，而恰恰是“伪装成自然性的社会性选择，是社会组织的产物”。如果人类拥有政治意愿来发动创意，寻找合理组织社会生育繁殖的方法，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。

除了被期待怀孕和养育，女性还被要求回应父权社会其他的苛求。作家安娜·霍尔姆斯看到，现在的社会对母亲有一种“辣妈”的期待，也就是暗示即使是生了孩子，女性也应该尽力保持外在的健美与性感。比如，最近十五年流行起来的一个俗语——MILF（Mother I’d Like Fuck），就是以男性视角把身为母亲的女性作为性客体来要求的。

对于现实中生育率的低下，吉普尼斯认为，这不过是女性在用自己的子宫投票，究其原因，就是社会援助太少了。她指出，不仅更多的爸爸需要分担养育工作，还要有更广泛的社会资源的直接投入。这和《爱、金钱和孩子》的观点一致，该书作者认为，如果政府政策和社会规范做出改善和进步，使父母能够兼容养育子女与追求事业的需求，超低生育率就可以被扭转，简单的生育补贴政策是相对无效的。另一方面，如果男性能够被说服分担更多育儿责任，那么女性决定生更多孩子时会更轻松。

02 “不再有失去自我的危机”

或许有人可以一直坚定地不要孩子，但作家凯特·克里斯滕森不是其中之一。她曾经狂热地想生孩子，但在适合的生育年龄，她的丈夫却拒绝和她生养，等到他觉得自己做好了当父亲的准备时，克里斯滕森已经40岁了。那时候，她早就听过其他母亲讲述自己怀孕时的魔法般体验——闪闪发光，充满期待和喜悦，圆满而充实。她也非常渴望那种感觉，想要完成身体赋予的使命。

在备孕期间，她的例假晚来的十天，乳房变得酸痛，浑身肿胀又压抑。克里斯滕森和其他母亲一样感受到了那种使命，却也一直能够感受到自己是如何与恐惧同行、如何变得神经质的——卡车经过，她会屏住呼吸，以免吸入废气。身体也变得非常警惕，她觉得自己可以杀人放火，不惜一切代价都要保证腹中孩子不受侵害。更加令她既兴奋又惊恐的，是这具身体，本来一直属于自己，却要滋养另外一个人。她想清楚了——我再也不会是只顾自己、自主决定一切的个体。“简而言之，那就是身为人母的意义。”

这一切想法都在去妇科诊所的那一天终结了：克里斯滕森流了很多血，这一场不论是假想还是真实的妊娠结束了。在这一切之后，她为前夫在育龄坚决拒绝生孩子而感到孤独，最终选择了离婚。但另一方面，“事情结束了，我才明白，其实我是被拯救了，不再有失去自我的危机。”

当然，为人父母不需要考试，可是合格的父母究竟应该是什么样？“无限的耐心，无限的温柔，无限的宽宏——少一点都不行，而我们必须在有限的能力所及范围内锻炼这些品质。”——非虚构作家罗斯玛丽·马奥尼在《最难的艺术》中援引了作家霍桑妻子索菲亚的话，来讨论父母需要的素质——这无疑是一种超人状态。然而，很多时候父母却不能做到。爱丽丝·门罗在接受《巴黎评论》访谈时就说到，自己结婚是为了安顿下来，能够把注意力放到写作上，自己也没能在孩子小的时候多陪陪他们。“大女儿快两岁时，会爬到坐在打字机前的我这儿来，我会用一只手拍拍她，用另一只手打字……那不好，因为那等于把她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对立起来了。”回想当年，门罗觉得“那个年轻女人心肠真够硬的”。马奥尼则无法忍受那种为了成全个人野心对孩子不管不顾的行为，不论是父亲，还是母亲，在她看来，那样做就等于是犯下了最大的过错。因为她认为，身为父母，把孩子带到世界上，当然有责任给孩子一切，把孩子列在第一位。

安娜·霍尔姆斯也经历过这一切，她曾经身为孩子被母亲放在了第一位——她的妈妈获得了两个研究生学位，并且在业余时间担任社工，环游世界。但是，在生育了两个孩子之后，就只能一边抚养孩子一边在郊区教一群十三岁小孩打字了。虽然妈妈什么抱怨都没有说，但是霍尔姆斯和妹妹亲眼目睹了母亲是如何把人生奉献给了孩子，并在某些方面放弃了自己的。她看到，绝大部分女性都会为了照料孩子而忽略自我，但男性承担的份额却不成比例。

03 “都想要”大概是不可能的

你有没有遇到过那些高呼“我都想要”的年轻女孩？她们“都打算生儿育女，但暂时不行，得等她们写完长篇小说、赢得普利策文学奖、周游五六十个国家、学会冲浪之后再说。”在《烦死人的“拥有一切”》这篇文章里，帕姆·休斯顿回忆了自己在巴特勒大学讲学时，又一次遇到许多年轻女孩，她们讨论着自己的姐姐如何在雷曼兄弟银行工作，每周工作六十个小时，还照料着两个不足五岁的孩子。她们讨论着如果不要孩子、未来发现自己已彻底错过时，会有多么后悔。她们还认为两个孩子是刚刚好，不多不少的数目。这时候，一个女孩说：“‘都想要’大概是不可能的。什么都要，大概就意味着把你自己切成很多小块，顾及每个人的需求，但唯独忽略你自己的。”虽然比这个女孩年长30岁，但休斯顿同意她的说法。

有时候没有生孩子，并不是因为不喜欢孩子。作家西格莉德·努涅斯相信“鱼和熊掌不可兼得”。“不可思议地努力工作，再加上不可思议的运气，你或许才能让人生的一个美梦成真。想要得到一切——那是太危险、太难成全的白日梦。”早在16岁时，珍妮·赛佛就有同样的看法，她写下了这样的话：“我已经决定，不把自己的人生活成那样——好像女人唯一的创造性就在于生育小孩。”后来，她把自己的决定写成书，公之于众。没想到自己的妈妈非但没有反对，反而很高兴。她写道：“原来她一直希望我成为作家，这种期冀甚至胜于她想要我为人母的渴望。”

不生孩子，就无法通过孩子来寄托自己的未来，这意味着人必须直面自己的存在。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，人类进入世俗阶段，一切神都不复可靠，我们也无法得到承诺的来世，死亡和焦虑侵扰着人类。在《非理性的人》中，哲学家威廉·巴雷特写道，这种状态让我们意识到，“我们自己的存在可怖地且无可挽回地是我们自己的。因为成为‘常人’要比成为一个自我引起的恐怖少一点，所以现代世界惊人地增加了自我逃避的种种手段。”没有孩子的人，在社会眼中可以说是非“常人”，因此必须直面自我。

在散文作家、漫画家蒂姆·科瑞德看来，没有孩子的人剥除了自己在后代身上延续的幻想，投入于另一个更为严苛的幻想：“我们的生命本身自有其意义，也可以通过艺术、思考或正值的行为，通过教育、帮助他人或改变世界，来确保让自己获得某种形式的永生不朽。”他说，没有孩子的人被迫直面存在本质的问题，他们必须每天都向自己证实：灭绝不会否定生命的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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